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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科技先行 | 回望科技与互联网发展四十年

2019-05-14来源:河南消费网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诗,那么科技改革发展则是其中荡气回肠的一章。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从“自主创新”到“创新驱动发展”,回顾40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对中国而言不仅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传承。

    

改革永不停步,创新未有穷期。


“科学的春天”

发改革开放之先声


1978年,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已经82岁了,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觉得“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因为这一年的3月18日,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郑重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这些现在看来早已是共识的话语,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更令像金善宝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获新生。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科技发展的关键性的认识问题,予以拨乱反正。

    

科技的地位彻底改变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后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基于此理论基础。

    

知识分子站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是异类,是“自己人”,这就推倒了压在科教界知识分子头上“两个估计”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紧箍咒。

    

科研工作恢复起来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在讲话中谈到党如何领导科技工作,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求解放的心声。

    

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张的大会,它的里程碑意义还在于,发改革开放之先声,成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会崇尚知识和科学蔚然成风,开启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须先松绑后解放。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科学口。科学界率先表态支持,还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在思想舆论上为党的改革开放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会议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为以后引进技术做了铺垫;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为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来系列计划、基金的出台埋下伏笔。

    

打破桎梏后,科技界恢复元气。清算“极左”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科技管理机构,加强科技队伍建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踏出国门;1979年恢复技术职称和职务,1980年恢复学位。龙门陡开,江鲫飞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科技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科技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以及对策研究等重大课题,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视野,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启动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科技立法也摆脱了一片空白的尴尬。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关科技组织、人员管理、物资供应、档案工作和成果奖励等方面的科技法规达几十项之多。


吹皱一池春水

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其实,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涌动。

    

陈春先,这个造出中国首个托卡马克装置的核聚变专家,因为美国硅谷的考察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国后,他立志要建中国的硅谷,地点就在中关村。揣着借来的200元钱,他与中科院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在经历质疑、辱骂和嘲笑中,他的创业事迹得到国家领导的肯定。随后,四通、信通、联想等科技公司,在后来闻名全国的电子一条街相继诞生。虽然陈春先没有像步其后尘的柳传志们那么成功,但他是科技人员下海的第一个弄潮儿,功不可没。

    

一个湖南的科研机构株洲市电子研究所也“红”了。这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成立几年,不仅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还赚了600多万元。它的“法宝”正是国家科委鼓励的技术合同制。“铁饭碗”被打破后,释放的经济势能和创新潜能令人始料不及。

    

与此同时,一场“星期六工程师”的现象吹皱一池春水: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资源的强辐射区,成为“星期六工程师”的最早受益者。这种自发互惠、双赢的悄然尝试,当时引发了热烈争议,但也得到上层的认可。

    

1978年之前,我国受苏联模式影响,产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科技体制。计划经济衍生了一套庞大的科研体系,其弊病暴露无遗:运行机制单一,科技与经济脱节,研究机构不活,科技力量分散,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机构人员过剩。积累的弊端,外加面临的国际竞争,改革势在必行。

    

春江水暖鸭先知。科技管理部门开始考虑如何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落在实处。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成为先骑兵,且方向明确——“面向经济建设”!

    

1985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宏观上制定方针和政策,明确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等,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决定》是把80年代初的许多改革试验正式化,科技体制改革进入“竞争与市场”阶段。

    

《决定》为技术作为商品提供了理论逻辑和政策依据。既然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也应该是商品,就可以在市场买卖或有偿转让,所以要开辟技术市场,允许技术市场交易。

    

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拨款制度,用竞争的方法分配政府的投入资金。实质是减少对科研机构稳定支持的事业费,增加竞争性的项目支持。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促进研究设计机构、高校、企业协作联合。在人事制度方面,尊重智力劳动,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和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

    

改革引发了争议:把技术当作商品就是亵渎神明,是商品拜物教观念;科研单位都端着“金饭碗”,“断奶”的阵痛刻骨铭心。堵住经费这一头,同时“网开一面”: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在市场流通。一时间,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愿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流动。

    

在新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下,国家减少和消除纵向资金渠道的方法,使科研单位被分成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减拨直至停拨等几大类不同对象,区别对待。

    

科技研究面向市场,会不会造成基础研究的弱化?1992年,新的改革方针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就是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放开一片”就是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家加大基础科研工作力度,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设立支持搞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恢复职称评定,加强中科院建设,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我国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7年前后,我国提出科技长入经济的新策略,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为主的改革。1978年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领域一场全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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